刘军红:科技滑坡,日本“病急乱投医”

日本媒体最近报道说,在美国大肆排斥市场化科技竞争的背景下,在科技排名上出现滑坡的日本试图借机重整“举国体制”,通过官民联手抢占国际标准化制高点,夺回科技竞争优势地位(www.msjw.com.cn)。执政党自民党甚至敦促政府拿出具体方案,在远程诊疗、数字技术及基础设施出口等方面挽回落后于中国的局面。

毫无疑问,日本仍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个领先者。只是在这个领域越来越呈现中美两强格局的情况,日本发现自己正在滑坡。以国际论文数量为例,日本相关研究机构统计发现,2017年中国论文超过30万篇,美国28万,日本则只有6.4万,排在德国之后位列第四。在产品市场占有率上,日本也面临下滑局面。比如日本经济新闻社调查的74个产品在世界占首位的数量,日本去年拥有11个产品,今年则减少4个退步到7个。而中国则增加2个达到12个,紧跟美国位列第二。

因此,在全球疫情蔓延和中美摩擦加剧的背景下,日本从经济安全的高度频频出台攻防两栖做法,一方面在国际前沿科技领域防范中国企业和人才竞争,另一方面寻求以政府支援的方式帮助日本技术在国际质量体系、国际电工联盟、国际电信联盟等“国际标准”阵地上拔得头筹。

但这些规划和建议并非认真总结日本科技实力相对下滑的原因,而是试图利用国际标准化制度之巧。比如建议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培育“日本人才”,通过在相关国际组织中掌握投票权来确保日本技术获得标准认证。同时利用技术版的“先占原则”控制标准,为日后获取技术佣金打基础。

事实上,日本技术退步与政府不作为不无关系。科技进步需要与时俱进的积极投入,但近20余年日本财政亏空,政府在科技预算上停滞不前,个别年份甚至出现倒退。关乎技术转化的研发投资过去10年也是原地踏步。统计显示,2011年日本官民研发投资总额约17.4万亿日元,而到2018年时也仅为17.9万亿日元,甚至赶不上中美各自民间研发投资的半数。

日本企业研发投资也多以“短平快”为主,回避投入高、周期长、见效慢的基础性研究。随着近年全球并购潮到来,更多日本企业选择并购外国企业的方式获得技术。从教育方面看,日本年轻人选择理科的比例下降,赴美留学数量也大幅减少。在研发投入的分配上,日本仍坚持“重设备、轻人力”原则,研究人员的研究经费比例较低,而且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不足,激励不强。

日本科技相对退步,与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改革停滞也有关联。小泉改革与小泉内阁同步终止,取而代之的安倍政府标榜“保守即为正统”,事实上搁置了改革,其结果是“创新迟滞”“技术退步”,生产率下滑,潜在增长率接近于零。日本金融制度是以银行为中心的“间接金融”为主。银行奉行保守原则,技术创新、风险投资很难得到有效的银行支持。

人才方面,战后日本的“一亿总中产”意识形成随大流的“集体主义”,不愿标新立异,不敢突发奇想,使日本社会难以形成创新和自主创业风潮。同时,劳动市场内部化,人才流动非常态化,也不利于养成创新精神。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技术创新的滚滚洪流,日本年轻人却无缘投身全球性技术创新主流,变得“与时代脱节”。

日本自民党建议支持5G和6G发展,其中包括海底光缆、人工智能及无人机、自动驾驶等领域,甚至主张对基础设施出口也予以扶持。这样的力度足见决心之强,但其以抑制中国技术创新为出发点,甚至试图利用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和打压之机,就显得不合时宜了。

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进步源于通过一系列改革为企业松绑,继而为创新留下足够空间。中国官民对长周期、战略性、基础性研发的投入与时俱进,研发费用总额接近美国,高于日欧,为企业赶上技术时代、投身技术创新潮流提供了坚实支撑。这是在技术创新上实现大幅提升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。20年前曾占据技术前沿、紧随美国之后的日本如果真要重新追上全球技术创新浪潮,就应该在改革羁绊技术进步的政府制度、金融制度和企业制度上下功夫,让企业轻松投身于全球竞争,推进开放的技术创新。(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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